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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溪华宝翁氏家族旧藏绘画展将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赌网址大全,还原了谢福芸笔下的那个中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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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无意把谢福芸塑造成历史学家,更何况,在当代学界,历史早已突破考据史料的范畴。历史不是仅指作为过去存在的历史,亦不是指史料这样的作为记录的历史,而是被写出来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宛如一片幽暗之地,而当前生活中的关切就如同探照灯,决定了被照亮的是过去中的哪些部分。

据悉,梁楷《道君像》,是翁同龢收藏中唯一的重要宋画,也是世上唯一的早年梁楷工笔白描真迹,是翁氏家族最重要的藏品之一。

常熟翁氏收藏之风肇自翁心存,至以“状元门第、帝师世家”着称的翁同龢而达到顶峰。翁同龢身后无有子女,所藏尽数归于同书一枝,此册或为翁同龢亲手赠予侄孙者。斌孙嗣守家风,雅好藏书。至其孙翁万戈氏,延绵六世而文脉不绝,从目前已举办的数次翁氏书画藏品展中,亦可见一斑。

赌网址大全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翁氏藏书 图/艺术财经 1999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到天津征集拍品。有一天来了一个老先生,询问卖不卖宋版书。工作人员在聊天中发现老先生姓翁,他在美国的亲戚叫翁万戈,有古籍藏书要出手。 闻听这一消息,嘉德王雁南总经理亲赴美国去见翁万戈。翁万戈夫妇已七、八十岁高龄,住在山里,王总几经周折见到了他们。据翁万戈说,他2岁时被过继来接手这笔家藏的。30年代他从中国到美国留学,后来为躲避战火则将藏书转移到美国。 翁家哪里来的这些古籍藏书的呢? 原来,翁家祖居江苏常熟。清道光年间,翁先生的先祖翁心存早年家境贫寒,不得已来到当地的一些藏书楼校勘书籍。好学的他借工作之便学习古籍知识,才学渐长,对版本、校勘、鉴赏等慢慢精通起来。翁心存后来做到了户部尚书和体仁阁大学士。他的显赫地位、过人才学,为自己藏书提供了很大方便。此时,正逢社会动荡,藏书家的珍藏多有散出,翁心存乘机都出价买下。翁心存有三子,即翁同书、翁同爵、翁同龢。翁心存死后,藏书多传给了长子翁同书,翁同书与幼弟翁同龢关系甚密,情同手足。翁同书死后,将全部藏书传给了翁同龢。翁同龢历任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并且是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又续藏了许多古籍。清末民初的中国有九大藏书家,翁同龢是其中之一。 1904年7月4日,翁同龢去世,从此,“翁氏藏书”几乎销声匿迹。20世纪初,“翁氏藏书”最终传到翁同龢曾孙翁之廉手中。1919年,翁之廉过世,其中的部分精品便传到了继子翁万戈先生手中。40年代,为防战乱,翁万戈将这批书带到了美国。 1985年,“翁氏藏书”突然出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善本书展”上。其时,中国着名学者启功和傅熹年先生正在美国,看到展品惊喜万分。回国后,傅熹年先生将抄录的“翁氏藏书”目录复印给一些国内知名版本专家看,学者们断定:“翁氏藏书”是已知海外惟一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的私家藏书。这批“翁氏藏书”,计有80种、542册:分别为宋代刻本11种、元代刻本4种、明代刻本12种、清代刻本26种、名家抄本、稿本27种。 嘉德巧遇到了这批珍贵藏书。嘉德王总与翁先生谈妥:这批藏书将参加2000年4月嘉德北京的春季拍卖。后来,嘉德公司给国家文物局写了一个报告,希望国家最好来购藏“翁氏藏书”。公司还聘请傅熹年先生起草了一份专家签字的联名信。联名信上落款的有着名古籍等文物研究专家任继愈、季羡林、周一良、启功、王世襄、朱家溍、张岱年、傅熹年等十二位老先生。希望国家能予以购藏。 联名信送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签了字,文化部部长也签了字,文化部开始向财政部申请专项资金。这时,首都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也听说了,都想购藏。面对三家相争的局面,嘉德公司请示了翁先生。翁先生表明:谁快就给谁! 2月27日,上海图书馆与翁万戈先生达成协议,不通过拍卖,以协商转让方式将这批珍本入藏上海图书馆。同时将价格从原定的550万美元拍卖底价降至450万美元,也不需支付10%的拍卖佣金。 最终这批藏书被上海图书馆买去了。 2000年4月12日,上海方面一行10人到达北京,专门护送“翁氏藏书”至上海。所有“翁氏藏书”被分装在7个大箱子中,在京沪13次列车包下了一节硬卧车厢。这节车厢由持枪特警护卫。4月13日上午11时,“翁氏藏书”运抵上海图书馆善本书库。 2000年4月28日上午,一项隆重的具有时代意义的“翁氏藏书”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典礼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年迈已高的翁万戈先生发来了他的传真件,上面写到:“现在是我向上海市致敬的时候。我原籍常熟,而生在上海,所以对这件事感到莫大的庆幸。我在这好似天涯海角一样的美国东北山林间,梦想已经告别的家藏古籍,免不了断续的怀念,但更为它们重返祖国,有说不出的无限欣慰。”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名门》《中国淑女》《崭新中国》《潜龙潭》),[英]谢福芸著,沈迦主编,左如科等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158.00元早在五六年前,看《寻找·苏慧廉》时就注意到“谢福芸”这个名字。她是苏慧廉的长女,中文姓氏“谢”来自于她的先生谢立山——英国驻华领事。《寻找·苏慧廉》中大量引用了谢福芸几部作品中的段落,当时这些作品并无中译,因此这些摘自英文版的段落都由作者沈迦译出,在注释中表明了引用的出处。其中,最有趣的细节是,沈迦从谢福芸这些虚构作品的蛛丝马迹中探案般寻找到苏慧廉与常熟翁氏的关系,然后一路追溯,费劲周折联络到翁氏一脉的后人,已经定居美国的大收藏家翁万戈先生。沈迦曾在《寻找·苏慧廉》中这样表述:读过谢福芸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小说,从她个人的经历及所述之事的来龙去脉,我确信她笔下的人物及故事都有真实的背景,只是多以化名出现。就像你受邀参加一场化妆舞会,原本认识的人今天有意戴起了面具。于是,探寻她们真实面目的意愿,在我变得更为强烈了。这是奇妙的探寻。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沈迦凭借谢福芸小说中的段落和照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居然把小说中跟谢福芸关系密切、作为主角反复出现的“宫家”和常熟翁氏关联上,并最终得到翁家后人确认。从这个角度来说,谢福芸的小说是可以部分当作史料来看的。如今,谢福芸有关中国题材的四部小说中译本一次全部出齐。通过译者流畅的译笔,还原了谢福芸笔下的那个中国世界。而为这套书题写书名的,正是翁万戈先生。如同一个盛开在文字中的花园,经由园丁的执着和辛劳,居然在现实中盛放了书中的玫瑰。而谢福芸大概也不会想到,一百年后,她描述中国的作品真的变成了中文,在这片崭新而古老的大地上传布。而促成其作品中文版出版的人,来自生养她的第二故乡——温州;她在书中用热情笔墨描摹的中国青年“励诚”的儿子题写了中文书名。我曾经一度疑惑:为什么毕业于剑桥的谢福芸讲述她的中国故事时要用小说的形式?如果用纪实的方式来写作她那些独一无二、无人能企及的中国经历,将会多么精彩。甚至,遥远时空的读者如我们,也不用再去猜测她书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她所做的这些宝贵记录,都会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作为我们回望中国近代动荡岁月的一个参照。而采用小说的方式写作,会不会有损材料的价值?读完这几本书,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正如阅读《寻找·苏慧廉》时一样,对“苏慧廉”这个人物由陌生到模糊到逐渐清晰,直到丰富饱满;读谢福芸这四部小说,对谢福芸其人也有一个这样认识的过程。在这四部书中,“我”贯穿全书,无处不在。在以往的认知中,对人物有了粗线条了解以后,我们总是习惯以贴标签的方式标记人物。对谢福芸来说,在不了解她之前,我们可以为她贴上太多符号化的标签:生在中国,长在英国;汉学家之女,外交家的夫人;六次旅华,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作品。但是读完这四部小说,我对谢福芸有了一个更感性的认识: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有趣的人!她从来没把中国当作异乡、异国。她与书中描写的各类人物一块呼吸、生长。她从来不以“他者”的目光来观照她笔下的中国世界,而是自觉地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对于作者,采用小说的形式,似乎更容易抒情达意。就像我们很难用中文对父母说出“我爱你们”,但是转用英语写下“非常爱你们”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跳脱了客观的立场,投入小说的虚拟殿堂,尽管建构殿堂的一砖一瓦都有源可溯,但构建的过程可任由情感的蔓延去指引方向,而不必严格遵循规则和制度。这大概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谢福芸在书中对“励诚”说:你们中国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们是人,在你们身上,有美德,有恶习,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她在书中歌颂人性的美好,也鞭挞人间的丑恶。正因为她对中国有着深切的了解,所以她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都没有被“奇观化”。这是充分了解所带来的熟稔。这种熟稔得有文化打底才能自信茁壮。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曾经在书中描述他在中国旅行的感受:“我看见许多极为有趣的东西。可是我不确定我懂它们。要真正弄懂……就必须懂得那种愉悦,并对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些清晰的概念。”(《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谢福芸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显然已经跨越了“观望”和“猎奇”的层面。谢福芸出生在宁波,七岁之前都跟随父母在温州生活,照顾她的保姆就是一个温州老妪。在剑桥读完书后,她返回中国,和剑桥同学一块在北京创办了培华女中——林徽因曾是那里的学生。谢福芸也在中国邂逅了她的先生谢立山——一位探险家,还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被称为英国领事界“对中国内部事务了解最透彻的人”。苏慧廉去世后,谢福芸受牛津大学之邀,编辑整理了父亲的译著《论语英译》,这本书作为“世界经典丛书”之一,长销不衰。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谢福芸,对中国的感受,显然与来中国走马观花的他者不一样。在《名门》中,谢福芸讲述了她与两个中国家庭交往的故事。而其中的“宫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常熟翁家。苏慧廉在山西办学时曾与在山西做官的翁同龢侄孙翁斌孙相熟。而《名门》中一再出现的“励诚”,就是翁斌孙的儿子翁之憙。谢福芸曾在翁家短暂借住,因此主要以翁家人物为原型,完成了这本描写中国贵族家庭生活的作品。而到了《中国淑女》,谢福芸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城一户,而是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她笔下,有挑夫船工、贩夫走卒,也有大学者胡适、庚款代表团的英国高级官员。她竭力用笔墨还原她眼里的那片大地。“在这里什么都能找到,贫穷、坚忍、不公、心痛、死亡、激烈的思想辩论、老式的礼节以及偶尔新式的突兀。”“我认真研究你们的生活,中国又反过来教给我许多东西。”而《崭新中国》是谢福芸在二战中献给抗战中的中国的一份礼物。在动荡的时局里,她为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击节鼓劲。“如果我已经亲见中国在挣扎中辉煌重生,却没能描绘出这幅尚在形成中的画面,我就好像背叛了中国对我的善意,那是不公平的。”在《潜龙潭》里,她的描写打捞回一段被历史淹没的往事:北平“箴宜”女校的创办人和继任者的故事。这段历史鲜有人知。谢福芸和同学也在北平创办过女校,深知办学的艰辛,但也更懂得知识对女性的重要性。书中描写了三位坚强的女性,在这些女性的性格特征中,也投注了谢福芸对女性的期许:独立、仁慈,宽厚、善良,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谢福芸写作的四部中国题材的小说,为她在西方赢得了不少读者,她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她的汉学家爸爸苏慧廉。想必苏慧廉心里也很为这个女儿骄傲。他们当时也许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过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他们作为异乡人,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他们的文字和照片,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珍贵记忆,而他们自身,也不自觉融入了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其中暗含着奇妙的缘分。对于谢福芸来说,中国并不只是一个她生活过的亚洲国家那么简单。她出生在这里,最亲近的人都服务过这个国家。她一生来中国六次。在交通并不顺畅的一百年前,这个数量很惊人。中国,是谢福芸的另一个故乡。这四部作品,浸透了她最浓烈的乡愁。

这段客居的经历,让她与后来书中的“宫大人”翁斌孙一家老小结下了终生的友谊。翁斌孙的儿子翁之熹,也就是书中的主角“励诚”,一直与她姐弟相称,并于1925年到访英伦。翁大人的女儿“花儿”则与她大被同眠,义结金兰。“我们叫她苏小姐。”今年正好百岁的翁万戈老先生给这套书题写书名时还这样称呼谢福芸。他是翁斌孙的孙子,翁之熹的三子,他与他六妹可能是目前健在、屈指可数的见过谢福芸的人。已在美国住了大半辈子的翁万戈先生是享誉中西的美术史家、收藏家。

杜甫七言律诗《即事》:暮春三月巫峡长,皛皛行云浮日光。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飞阁卷帘图画里,虚无只少对潇湘。此图为王原祁在京任职时为同僚所画康熙御书杜诗诗意,因为御赐书法而作,尺幅宏伟,刻意经营,是其难得的巨制。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明亡后更号老迟,悔迟。晚年为僧,又号僧悔、云门僧等。浙江诸暨人。赋性萧散,以明经不仕,研心书画。笔下人物花鸟远宗龙眠,近师蝶叟,精妙莫名,浑然有太古之风,与北方崔青蚓并称不朽。在晚明变形主义风格盛行的众多作家中,陈洪绶将中国传统文人审美境界推向极致,他也因此被国际上许多学者誉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

摘要: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名门》《中国淑女》《崭新中国》《潜龙潭》),谢福芸著,沈迦主编,左如科等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158.00元早在五六年前,看《寻找·苏慧廉》时就注意到“谢福芸”这个名字 ...

1959年2月15日,七十四岁的谢福芸在索尔兹伯里的一家医院告别人世。

《白描道君像图》局部,梁楷

设色绢本册页8开 尺寸20×17×8cm说明:翁同龢题签、邓拓旧藏、唐云周怀民观跋

“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叫我们明白他的。”这是一位热情、敏感、独立、清醒如谢福芸般的中国女作家陈衡哲说的。

翁同龢在跋清代王翚《长江万里图》中提到,有人想以重金相易该卷,而他回复说他物皆可,唯此画与麓台巨幅此生未忍弃也。麓台巨幅即指此《杜甫诗意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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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界歌德”之誉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有一句名言:“让亲临其境者说话。”谢福芸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亲临其境者。或许有人会问,她的“小说”都是真实且一手的记录吗?或者说,你们从小说中“侦破”出来的都是真实的历史吗?说真的,这两个问题我都不敢给予完全肯定的答复。

王原祁:康熙九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以画供奉内廷。擅山水,承继家法,学元四家,以黄公望为宗,弟子颇多,称娄东派。与王时敏、王鉴、王翚合称四王。

中贸圣佳2012秋季大拍将于下月中旬在北京万豪酒店举行。届时将推出中国书画、油画、古董珍玩、紫砂等四大门类、九个专场的艺术精品一千五百余件。

比如《中国淑女》第十章《服务于中国的美国人》记录访问金陵大学时,一位美国传教士,也是这所大学的副校长特别接待了她,并陪着参观校园。当时两人有很多的谈话,关于中国教育及正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不幸的是,这个在谢福芸眼里有慈父般面庞的美国绅士在他们道别后不久就殒命于一中国士兵的枪下。这个美国人其实就是金陵大学的创办人文怀恩(John Elias Williams,1871—1927),他的被杀也是1927年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的导火索。谢福芸的笔记录下了他生前的音容笑貌,还有听闻来的被杀时的细节,甚至有他夫人在丈夫去世后让人动容的无私表现。如果有近代史学者要还原“南京事件”,这些记述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杜甫诗意画图轴》是王原祁最大的一幅画。纵321.3厘米、横91.7厘米。其全部展开后画心的长度就超过3米,尺幅甚至超过上海博物馆现有的展柜长度。

是册绢本,工笔设色画,计八开。描绘高士、花鸟、蔬果、山水等题材。无创作年代,从“弗迟洪绶”、“僧悔迟绶”“悔迟绶”等落款看,当为甲申后所写。作品取意宋元,落墨赋色,精意毫发,高古奇骇,静穆渊深,一扫时史靡丽之习,洵为晚年合作。正如翁同龢在其诗中所称:“我于近人画,颇爱陈章侯;衣縚带风色,士女多长头。铁面眼有稜,俨似河朔酋;次者写花鸟,不以院体求;愈拙愈简古,逸气真旁流”。此册后为邓拓先生所得,尾页另有近人唐云、周怀民观跋,定为“老莲真迹”。原装旧裱,品相上佳,至为难能,可堪宝爱。

这本厚达三百多页,并有二十余张黑白照片的《名门》,1924年由伦敦着名出版商Seeley Service &Co, Limited出版,后多次再版。1926年还推出了德文版。畅销的处女作让谢福芸一举成名,华丽转身。

沈周:明四家之一,以诗文书画为事,山水师法黄公望、吴镇,兼善花鸟,吴门名家如文徵明、唐寅等都出其门下。

此册为常熟翁氏旧藏,旧签“悔迟真迹”乃晚清重臣、两朝帝师翁同龢为“笏斋”所题。“笏斋”即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之孙翁斌孙。斌孙字弢夫,号笏斋。光绪三年年仅十七岁即高中进士,以侍讲衔任翰林院检讨,任功臣馆、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协修、纂修、总纂、武英殿纂修、内阁侍读,大同知府、冀宁道、直隶提法使,是翁家在清末的最后一位大吏。翁斌孙支持并积极参与变法,加入了强学会。清帝退位后,隐居天津“读书自娱”。有《湖楚行踪》、《春闱小记》、《笏斋所藏物》、《一笏斋集》等。

“故乡云水地,归梦不宜秋。”但谢福芸等不及了,1935年10月17日,谢福芸搭乘“图斯卡尼亚”号轮船由利物浦出发,先去孟买,后又转道澳洲、爪哇岛,翌年7月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是她第六次来到中国,从香港入境,先后到上海、天津、北京、山西,看看父辈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也寻访自己当年在北平创办的女校。后又南下重庆。山城走过的路,看过的风物,现在重读,宛如打开一封封温暖的情书。她当然要去温州:“有一些西方人的人生第一步就开始于那面水盾牌的某个角落。他们酣睡过的第一个臂弯就是中国人,嘴唇发出的第一句话是短促、简单、表现力丰富的中文。小时候做错事被人发现时,他们会逃到慈祥的阿姆怀里承认错误。他们把耳朵紧紧贴在阿姆的胸前,听着阿姆均匀有力的心跳,心里马上就得到了安慰。”她后来在书中这样写道。

不容错过的三件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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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福芸这次入华带着一台当时非常时髦的摄像机,一路拍摄。胶片记录的黑白中国现在还保存在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档案库里。四十四分钟的默片,我饶有兴味地连看了几次,并努力记下其中的场景,以便口头描述给居住在美国东部山间、没有手机也没有Wi-Fi的翁万戈老先生听。我说,我能认得其中有您父亲母亲,他们从房子里跑出来,然后又羞涩地躲开镜头。我能认得“励诚”,是因为在翁家天津后人处见过几张侥幸躲过“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旧照,其中一张翁之熹穿着皮草大衣坐在第一排,上面被粗暴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沈周一生所作山水多为水墨,亦有浅绛,如此轴之大青绿作品,属生平仅见;沈周不常作人物,偶尔见山水中简单的点景人物,如此轴中描绘的人物形象谢安及几名女妓,无论细致程度或是尺寸大小,都属难得一见。

翁氏一族和陈洪绶缘分不浅:翁心存钟爱陈洪绶,《三处士图》卷即为其所藏;翁同龢也很喜欢陈洪绶的画,在据其作品做成的木刻博古牌后题诗,成为翁氏家传之宝(传承和守望——翁万戈先生访谈);至于其六世孙翁万戈先生,更是以研究陈洪绶而蜚声学界,这是否与翁氏家藏多为老莲精品有关?

当然,谢福芸继续用笔记下了这一路的故事,这是她后来出版的第三本旅华见闻录:《Brave New China》。谢福芸是见过旧中国的,清末的颓唐、民初的纷乱,都让她记忆深刻。1927年北伐成功至1937年日军入侵前,中国有过一段青春焕发的岁月,《剑桥中华民国史》把这段时期称为“黄金十年”。谢福芸这次回国看到的就是这个簇新的中国,一切正展现融入世界的勃勃生机。因此,她把这本书命名为《崭新中国》。

《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轴》,沈周

在怀特岛上埋葬了七十二岁的夫君,收拾好十二年的婚姻记忆,谢福芸只身离岛,迁往牛津与父母为伴。苏慧廉时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夫妇均已年迈,需要有人照顾。但迁居牛津还没几个月,苏慧廉即受英国政府委派出任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并将出访中国。许是为帮助女儿走出丧偶的悲痛,当然女儿本人也是中英关系专家,于是谢福芸成为访华代表团中的一员,以秘书的身份于1926年年初第五次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船。以威灵顿勋爵为首的代表团2月24日抵达上海后,便奔赴南京、杭州、汉口、天津等地展开密集的考察。5月上旬休会期间,谢福芸还陪同父母回温州省亲。5月中旬代表团汇聚北京,讨论考察报告。之后英方成员相继离开。

2018年7月28日,翁万戈在百岁寿辰庆祝会上

1909年,四十八岁的苏慧廉已是当时亚洲最具盛名的高等学府山西大学堂的校长,他是1906年应李提摩太的邀请离开温州荣任此职的。许是受父亲教育家角色的影响,许是年轻时在艺文女校的经历,许是剑桥给她的熏陶,二十五岁的剑桥毕业生谢福芸志业明确——从事教育,并到中国去。她有个剑桥的校友叫包哲洁,一个血液里都流淌着冒险精神的英国军官的女儿,正在北京筹备一所女子学校,于是谢福芸加盟创业。这所照搬“纽海姆”模式,旨在培养中国大家闺秀的学校就选址在紫禁城边上,可惜造化弄人,学校开张还不到一年,紫禁城就换了主人。民国肇始,百凡待治,各派角力,时局跌宕。曹锟“北京兵变”滋事期间,谢福芸母女一度避难英领馆。

2018年12月报道的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先后两次向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捐赠180多件古代书画及家藏文物,曾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与争议。

谢福芸最后一本小说《潜龙潭》是回忆在一所坚守儒家思想的女校里,与三位中国女性结下的深厚友谊。这所在小说里没有名字的女校应该就是民国北平名校“箴宜”。箴宜的创办者书中称为Miss Chi,她的真名叫继诚,字识一,镶白旗宗室,世祖顺治帝七世孙女,裕宪亲王福全六世孙女。其父为荆州将军、奉恩将军祥亨。继诚1861年出生,是祥亨的次女,但因长姊夭折,所以就成了事实上的独生女。这位独生女与众不同,觉着男女没什么分别。父亲无子,女便是男。她少小读书,“毕五经、长诗文、工书法”,还立志不嫁。光绪三十年祥亨病故,此时继诚已四十四岁,依然没有出嫁的念头,并决定用自己名下的财产创办学堂,“思中国之所以积弱,实缘女学之不振,有志于兴办女学,以牖新知”。1906年,她在北京东四牌楼第五巷内班大人胡同私宅创设女塾,捐出私宅五十余间永为校产。为了奖励女性入学,箴宜不收费,学堂十年费用全靠她一人支撑。1916年继诚病故,享年五十六岁。临终前立下契约,将一切房产、家具物什全部捐助学堂。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感其“罄一己之产,竭毕生之力,兴学育才”,呈报代理大总统黎元洪颁发匾额褒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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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认为历史的长河里会有转型期,转型犹如过三峡,充满凶险。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自“商鞅变法”起至汉武帝和汉昭帝之间,历经三百年,实现了从封建到帝制的转型。此次转型是自动的,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第二次大转型则是被迫的,外来刺激而行,已发轫于鸦片战争之后。唐氏预言,第二次过三峡大概需要两百年,顺利的话,到本世纪中叶方能基本完成。

梁楷是南宋人物画大家,李公麟再传弟子。传世作品以中年、晚年居多,以简笔水墨画风格著称于世。代表作《八高僧故事图》、《泼墨仙人图》。白描乃中国画表现手法之一,不用浓墨重彩,只以简单线条勾勒轮廓,讲究线条本身变化。代表人物唐代吴道子、北宋李公麟。现存宋代白描画作寥寥无几。此图为道家经折扉画,清初吴其贞著录时称其为《黄庭经神像图》,是一件著名的传世珍品。画幅左下方款署臣梁楷,历来被视为梁楷早期代表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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